我穿了衣服下楼。

那天夜里有点凉。

便利店的灯亮着，门口的玻璃门上贴着两张褪色的广告。

我拿了一个纸碗，挑了萝卜和鱼豆腐，让老板浇了两勺汤，端着纸碗往楼里走。

走了十几步，我停住了。

便利店往东那条巷子口站着四个人。

领头那个背对着我，耳朵上钉着一个，下巴上一圈青，是阿凯。

另外三个我认得两个脸——上次在巷子里，就是他们四个。

他们中间围着一个姑娘。

那姑娘二十上下，穿一件白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包，脚边放着一只旧的行李箱。

她手里攥着手机，被一个黄毛一把夺过去。

“两千块！

你说好的两千块！”

那个黄毛说。

“我明天，明天一定——”

“明天？你昨天也是明天。”

阿凯往前凑了一步，手指头戳着她的肩膀。

她往后退，后背撞在墙上。

“手机先押着。”

阿凯说，“什么时候钱到了，什么时候给你。”

那姑娘眼睛红着，两只手在身侧攥成拳头，又不敢伸手去抢。

她脚边的行李箱被人踢了一脚，倒在地上。

我端着那碗关东煮站在路灯底下。

阿凯这时候回过头来，看见了我。

“哥？”

他说。

他一笑，牙很白。

那个姑娘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