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5日，上午七点五十分。

这一天，全球数十座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天幕覆盖的每一座城市里，人们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惊慌失措地奔跑、祈祷或者尖叫。

相反，他们搬出了椅子，拿出了望远镜和笔记本，有的小贩甚至在天幕下方的广场上支起了卖热饮和面包的摊位。

连续三天的天幕播报已经让人类这种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摸出了一种诡异的节奏，每天上午八点，那道声音准时响起；播放期间不中断、不重复、不回答任何问题；播放完毕之后恢复沉默，直到次日同一时间。

“它比火车还准时。”伦敦的一位报社编辑在日记里写道。

七点五十九分，全世界的呼吸同时屏住了，八点整，天幕如期亮起。

1950年10月1日，这一天，龙国正沉浸在第一个国庆日的欢腾之中。

天安门广场上刚刚举行过盛大的阅兵式，群众的游行队伍还未散去，整个国家还弥漫着开国大典的喜悦与昂扬。

然而就在同一天，北棒方面关于请求军事支援的急电也传到了龙国中枢，釜山攻势已经失败，仁川登陆已经发生。

北棒人民军的主力正在被南北夹击，覆灭在即。从北棒首都平壤发出的求援电报一封比一封紧急，措辞一封比一封恳切。

天幕上出现了两个并行的画面：一边是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国庆庆典，红旗如海，人声如潮；另一边是平壤地下指挥所里，北棒领导人面色苍白地口述求援电报，通讯兵飞快地敲击着发报机。

两个画面被天幕同时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对比之强烈，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在当晚的国庆宴会上，宴席之上，有民主人士直相谏：‘自古以来，出兵须师出有名，名不正，则不顺；不顺，则事不成，若以国家名义派兵，则等同宣战。

天幕上出现了中南海宴会厅的画面，长桌两侧坐满了各界人士，有穿中山装的干部，有穿长衫的民主人士，有穿军装的将领，在首位，手中夹着一支香烟，安静地听着各方意见。

发中说道：“我们打算组织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军。’话音未落，席间便有人追问：‘支援军，那是谁派出去的？是国家吗？那我们是不是要和美国宣战了？”

这一问题让宴会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以国家名义派兵与以个人名义参战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前者意味着战争状态，意味着在国际法上成为交战国，意味着这个新生的政权将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入直接对抗。

天幕将镜头推近，然后伸手从桌上拿起一支笔，那是一支普通的毛笔，笔杆上沾着斑驳的墨迹。

他将面前那张写着“支援军”字样的纸拉过来，在“支援”二字上面轻轻一画，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然后推给在座的人看。

天幕将那张被修改过的纸展现在了全人类面前。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支援”被划掉，旁边写着两个墨迹未干的大字：志愿。

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仰头望着天幕上那张被放大了的、自己亲笔修改过的纸。

他手中夹着的烟抽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始终没有弹落。

他的目光在天幕上那个“志愿”的字样上停了很久，表情很复杂，有释然，有无奈，更多的是一种被历史推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咬着牙也要往前走的决绝。

“志愿军”天幕上他本人的声音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回荡，和头顶那道冰冷的播报声重叠在一起。

“不是国家派的，是人民派的，这样，我们和美国就没有宣战的关系。这两个字，把法律的障碍一笔勾销了。”

坐在他旁边，听完天幕上这段话，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由衷的钦佩，但他钦佩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在至暗时刻仍然能想到用两个字破开困局的头脑。

“还是你想得深远。名不正则不顺，这两个字一改，名就正了。

志愿军人民的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在国际法上，我们站住了脚。”

天幕继续推进时间线，画面从国宴切换到了翌日凌晨。

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点，由于龙国与鹰国之间当时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龙国紧急召见了白象国驻华大使，请他将龙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转告西方世界。

龙国明确表示：如果鹰国军队越过三八线，那么龙国必将派兵参战，这不是外交辞令，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谈判条件，这是一条红线。

天幕显示了一份外交备忘录的副本，措辞简练而决绝，没有任何模糊空间。